歷史丨藏傳佛教和西藏文化的邏輯關係
藏傳佛教是西藏文化最顯著的特徵之一，因為它無與倫比的影響力，我們今天在藏區能夠看到的所以文化現象，都有藏傳佛教的影子。
藏傳佛教與西藏文化
正因為藏傳佛教巨大的影響力，讓很多人都產生了錯誤的認知，以為藏傳佛教就是西藏文化的全部，抑或西藏文化是由藏傳佛教起源的。
對於這種錯誤的觀點，所有喜歡西藏文化的朋友，都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。
西藏的歷史可以分為「神話時代」、「帝國時代」、「割據時代」和「教派時代」。今天，我依舊用這種分段方式，講講各個時代中，佛教與西藏文化間的邏輯關係。
一、「神話時代」與佛教幾無聯繫
西藏文化源遠流長，早在佛教沒有傳入西藏之前，藏地就已經形成了獨特的風俗習慣和世界觀、宇宙觀。這種最早期對世界和人生的解讀，甚至有可能要早於佛教的產生。
而即便是宗教信仰，西藏地區也孕育出了本土的宗教體系——苯教。
近年來，通過考古工作者們艱辛的努力，逐漸揭開了阿里地區古代文明的一角。這讓我們大概了解到，早在距今在2000年前，阿里地區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小邦國。
這些被中原《北朝史》、《隋書》、《唐會要》記做「女國」、「羊同」（象雄）的國家或國家聯盟，已孕育出相當高級的文化特徵，並最早與中原王朝發生了聯繫。
《北史·女國傳》：「女國，在蔥嶺南。其國世以女為王，姓蘇毗，字末羯。」
《隋書·西域傳》女國條記載:「女國北去于闐三千里，其國代以女為王。出硃砂、麝香、耗牛、駿馬、蜀馬。尤多鹽，恆將鹽向天竺興販，其利數倍。開皇六年，遣使朝貢，其後遂絕。」
《唐會要·大羊同國》：「大羊同，東接吐蕃，西接小羊同，北直於闐。……至貞觀末，為吐蕃所滅。」
另外，在阿里古入江寺附近的墓葬中，出土的天珠、青銅器、黃金面具、鐵器和雙面裸身銅人像，也與完全看不到佛教文化的影響。
由此可見，西藏的文明至少發展到青銅器至鐵器的早期時代，佛教並未參與其間。所謂「西藏文化是由藏傳佛教起源的論斷」，完全是個偽命題。
阿里地區出土的雙面裸身銅人像即便拋開作為苯教發源地阿里地區，將視角移向西藏文明的另一個主軸——山南地區。
依舊可以從神話傳說中，研讀出佛教影響的孱弱，與苯教影響的強勢。 雖然在西藏人類起源的傳說中，獼猴與岩羅剎女的交合繁衍，完全由觀音菩薩主導。 但當吐蕃邦國初代贊普從天而降後，其天神之子的標籤上，並未標明屬於佛教神祗系列。更意味深長的是，將他扛在肩上，尊其為「聶赤」（坐在肩上的王）贊普的，恰恰是所謂的「十二智苯」。
這意味著，當時苯教勢力可以左右地方政權走勢，佛教則完全沾不上邊兒。
雖然之後，佛教勢力佔據了西藏的主導地位，對很多傳說進行了修飾，甚至將聶赤贊普描寫為「佛祖釋迦牟尼的後裔」，但吐蕃初代贊普不是由佛教勢力扶上王位的事實，依舊無法改變。
薩迦派的高僧索南堅贊在《吐蕃王統記》中，對這一時期吐蕃的政教結構，有這樣一個描述：「自聶赤贊普至墀傑脫贊之間凡二十六代，均以苯教護持國政。」
佛教勢力是什麼時候，開始對嘗試影響吐蕃政權的核心層呢？
據說，在吐蕃贊普拉妥妥日年贊時期，一個裝著佛經、佛像的寶箱從天而降，但因為佛經為梵文所寫，眾人都不能有效辨識解讀，這時天空中傳來一個聲音：「五代後，便知曉！」
這位拉妥妥日年贊是吐蕃的第28代贊普，而神諭中的五代之後，指的正是吐蕃的第33代贊普——松贊干布。
要知道，西藏與天竺間的古商道由來已久，整個吐蕃沒有一個人認識梵文是很荒誕的事情。
這傳說只能說明，佛教勢力早在松贊干布之前，便已試圖在吐蕃傳播，但結果是未能如願。
因此，在整個西藏文明發育的早期，佛教文化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，更何談藏地文化由佛教起源？
二、「帝國時代」的宗教平衡藝術
松贊干布對西藏歷史的影響，可以用無與倫來形容，正是在他的手中，吐蕃從一個小邦國變成了王朝。
而他對吐蕃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制度上的變革，足以使其比肩中原王朝的秦始皇。作為公認將佛教引入西藏的一代君主，松贊干布的所作所為，未見得是為了弘揚佛法。其更真實的想法，是謀求在王權和教權之間，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。
要知道，在吐蕃漫長的歷史進程中，苯教的教權曾多次凌駕於君主的王權之上。吐蕃的第7代止貢贊普。便曾不堪忍受，而滅苯七年，但結果是其被刺身亡，王權旁落。引入另一個宗教系統，來平衡苯教的強勢地位，是英明君主經常使用的政治手段。
而在佛教正式進入西藏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其地位相當弱勢，根本談不上對文化有什麼影響。甚至被吐蕃贊普請來傳法的寂護大師，都在苯教勢力的排擠下，不得不一度離開西藏。藏傳佛教勢力真正揚眉吐氣，還要等到西藏第一座真實意義上的寺院——桑耶寺建成後，赤松德贊宣布驅逐苯教，佛教才算第一次走到了西藏政治舞台的中央。
而此時，距松贊干布引佛教入西藏，已過去了100多年。
西藏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寺院——桑耶寺[/caption]
這之後，西藏的歷史和文化，確實變得與藏傳佛教密不可分。但我們必須清楚的看到，縱觀吐蕃王朝200年的歷史，佛教在其前期對西藏影響相當有限。以至於，佛教集團為適應西藏地區的特點，進行了非常系統的本土化改造。
我們今天所見的煨桑、掛經幡、撒隆達、刻瑪尼石、跳鍋莊舞，其實都是早期苯教習俗遺存。同時，為適應苯教多神崇拜的固有傳統，藏傳佛教將大量原始的山神崇拜納入其間，形成了一套有別於其他兩個佛教體系（南傳佛教、漢傳佛教）的護法神系統。
隨著藏傳佛教對西藏的影響力日深，一次重大的滅佛運動也隨即到來。這便是誘發了吐蕃王朝崩潰的「朗達瑪滅佛事件」。西藏歷史由此進入了，長達400多年的割據時期。
三、「割據時期」的遺產——教派
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，給西藏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便是，在極短的時間內，產生了眾多的宗教教派。注意是眾多的教派，而不是只有「紅、黃、白、花」四大教派。
從某種程度上說，眾多教派的產生豐富了西藏地區的文化特徵。因為，每個教派為與其他教派形成區別，不僅在佛教教義上各自發展，還在其教派表現力方面進行了探索，並最終形成了宗教繪畫流派。關於西藏的宗教派別，有一點必須要有充分的認識——即西藏宗教派別的產生，不完全源於對佛教經典不同的認知和解讀。
在西藏教派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當中，政治勢力的參與在其中，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。正是基於當時西藏割據小政權遍布的社會現狀，導致在短短的50多年時間裡，迅速產生了20多個宗教派別。
而當西藏割據時代結束後，不同的宗教派別與中央政權進行的良好合作，使西藏的政治生活進入了，「教派政權」執政的新時代。
四、「政教合一」的時代
教派執政時代的政教合一社會制度，讓藏傳佛教成了整個西藏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絕對主導。從這一時期開始，以僧伽集團為代表的寺院文化，成了西藏文化的主要推動力。寺院文化對西藏社會的影響力，對於不熟悉西藏歷史的人來說，是難以想像的。
所有代表西藏文化的藝術形式，全部由寺院中的僧人接手，並因之發展出了，藏傳佛教的「大五明」、「小五明」教育體系。
「大五明」——聲明（聲律學）、因明（正理學）、內明（佛學）、工巧明（工藝學）、醫方明（醫藥學）。
「小五明」——指詩（辭藻學）、韻（韻律學）、修辭、歌劇（戲劇學）、星算（星算學）。
換言之，西藏的詩歌、戲劇、文學理論、音樂、舞蹈、醫療、歷算、建築、繪畫、雕塑、編織、木雕等藝術門類，全部都在寺院中進行教育和傳承。這使得西藏的寺院，並不是一處單純進行修行，尋求個人解脫的場所，而變成了整個社會的服務機構，既是學校，又是醫院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，行使了官府和科舉的職能。
要知道，在藏區民間的糾紛，長期以來盛行「血親復仇」的解決方式。當兩戶人家出現紛爭，最直接的解決方式是互相仇殺。當爭端擴大成家族、村落、部落間的矛盾時，出面平息事態的，通常不是官府，而是寺院里的高僧。
作為有公信力的第三方，僧侶是最容易被雙方接受的裁決人。另外，西藏的政權從未發展出科舉制度，但教派政權開始執政後，僧人的進階之路，成了貧苦人家隱形的上升階梯。
隨著寺院文化大行其道，甚至整個西藏的社會哲學，都轉變為以佛教哲學為核心的體系。佛教思想成了，藏族社會思想意識形態的主軸，文學藝術以闡述佛理為主線，民俗文化以禮佛、轉經為主體。長期佛教思想的洗禮，甚至徹底改變了，藏族民眾的精神面貌和性格。
使藏族在擁有了，純厚的群體意識、辯證的邏輯思維、沉靜的自我完善和樂天吃苦的精神之餘。
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——重來世，淡現實；重宗教，輕凡人；重忍讓，少抗爭；重道德，輕權力；重牧農，輕工商；聽命意識強，個性發展弱；重宗教義理研究，輕科學技術探討。
正是基於佛教對西藏精神領域的長期主導，才使藏族文化的特徵中，飽含著藏傳佛教的元素。並導致很多人，對二者之間關係的解讀，產生了錯位！
西藏文化是由藏族先民創造並發展的文化現象，既非源於藏傳佛教，也非從屬於藏傳佛教。即便藏傳佛教本身，之所以有別於其他兩個佛教系統，也一樣是藏族人詮釋和傳承的結果。這種宗教自身的發展變化，完全基於西藏獨特的生存環境和歷史結構。
因此，藏傳佛教是西藏文化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相反。